“我希望到中国去卖盗版碟。”据说这是2000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唯一一次提到中国。

　　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在西方世界里，尤其是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几乎可以做为盗版的代名词了。所以，无数的跨国公司利用他们能够游说的一切力量来劝说政府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施压。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第一时间推出他们软件的中文版；在面对中国的媒体和大众的时候，他们却绝口不提盗版问题。因为按照西方人的逻辑，这些人都在使用着盗版软件，区别无非是多少的问题。

　　我们当然不能指责跨国公司是道貌岸然的，因为他们都是在世界各国受到广泛欢迎的企业。这也不仅仅是所谓公共关系部搞出来的噱头，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权衡利益的结果：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

　　相对于跨国公司的有的放矢，国内的反应则只能用混乱来形容。软件公司哭诉，金山说自己比微软冤多了。而媒体则自然而然的分成了是否两个阵营：叫嚣着打击盗版和叫嚷着反击霸权。但是，对于盗版没人能说出个为什么。

　　上个世纪的中关村是一个培育的阶段：消费者、技术、资本先后被培育了出来。我们回首这个阶段的时候，不得不承认的是，最大的功臣是盗版。因为是盗版游戏培育了数以千万计消费者，是盗版软件培育了数以万计技术人才，是倒卖机器培育了数以亿级的资本积累者。

　　所以搞输入法的王永民、独立开发了WPS的求伯君在受到了人们的敬仰之后却没能成为资本的宠儿。而一开始就看清了形势的柳传志却认定了最没有技术含量的计算机而完成了资本的积累。事实证明，柳传志是上个世纪中关村最大的赢家。

　　所以，说盗版软件对于中关村的贡献是三分有其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而且，盗版软件也为无数的精英们指明了发财的捷径：千万别搞软件，去倒卖计算机。道理很简单，那么多丰富多彩、眼花缭乱的盗版软件总得装到计算机上运行吧。事实也证明，王永民的确曾经改行去卖过计算机。但问题随之而来，求伯君只会写程序，不会卖计算机。

　　求伯君的传奇经历正是上个世纪中关村最好的注解。通过发明汉卡而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然后再追求更高技术的心理驱使下，决定将汉字处理去掉硬件而独立运行。结果当然很理想，每一台计算机都装了WPS，可是失去了硬件支撑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向客户收钱的理由。在盗版的推波助澜下，所有的人更是迅速将注意力转移给了MS-OFFICE。这就是让个世纪最让中关村人伤感的故事。今天，当我们回首的时候，还是感慨万千：其实求伯君不是不会搞销售，他穿中山装卖WPS2000真的在行极了。

　　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做生意的都说：顾客就是上帝。但中关村的生意人既不知道黑格尔，更不相信上帝。所以既没有人研究盗版问题的合理性也没人去想顾客们到底能够以什么样的价格买什么样的软件。而卖盗版的人却似乎是用哲学武装了思想的生意人一般如雨后春笋在中关村蔓延，但事实上，他们基本都是文盲。

　　当然，现在人们对于为什么使用盗版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但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把盗版者看成是强盗的话，结果可能就象伊拉克战争那样，推翻了强权换来得只能是更多的袭击。如果我们换种眼光，把盗版看成是一个未成熟的市场的现象。消费者由于购买力或者消费预期而持币待购。那么就象几年前的汽车市场一样，只要精心培育，条件一旦适合，购买力就会爆发。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情况似乎更象前者，而消费者的心理更象是后者。

　　其实，市场是最公平的。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